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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实验始于媒介形式:他的书即他的文学资料库

环境天地 来源:http://www.jjwyth.com 发布时间:2020-06-16

书写实验始于媒介形式:他的书即他的文学资料库

新乡土到新媒体的文学省思

如果杨富闵的文艺创作自《花甲男孩》(2010)以来,便因为当代乡土记忆是其中显而易见的主题而被划分为「新乡土文学」,那幺他最新的创作《故事书》(2018)正是藉由反思书写形式,针对此文学框架所进行的根本拆解。所谓拆解上述议题的书写工程,并不表示杨富闵的核心创作理念在于取消乡土记忆或是文艺创作。恰恰相反地,杨富闵试图回应的是:在新媒体时代,文学的书写与阅读还能产生哪些可能性?从并置文学与新媒体的当代关怀,我们就不难发现媒介的限制与形式,或许才是在台湾文学论述里,重新评价杨富闵及其个人创作史,所应该被凸显的批判视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杨富闵的《故事书》是他对于台南乡土再一次的文学呈现,倒不如说这是他基于长年对于不同媒介形式的思索与实作所展开的书写实验。

《故事书》收录了杨富闵在过去数年间陆续发表的文学书写,在编辑的过程中加以重新排列与彙整,呈现独特的文学资料库形式。对他而言,「《故事书》回顾了自己从第一本书以来,一路上经历的许多考验。譬如,如何面对作品被跨界改编所带来的刺激。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正是以文学来架构一组座标,定位自己累积到此刻的创作与经验。」《故事书》作为一个文学资料库,不只是存取了杨富闵在乡村成长的记忆,更连结了历史档案、视觉影像、声音装置、资讯媒体等多种不同领域的资料库,提供读者探索故事形构的管道。对他而言,《故事书》目录的小标,虽然发挥了索引正文篇章的效用,但却不必然指引任何特定的阅读途径。除此之外,小标也不只是编辑设计的手法而已。根据杨富闵的说法,「如果《故事书》有序言的话,我也会很想加上小标。但是,加上小标之后的序言,还会是序言吗?」由此可见,杨富闵对于小标、目录与索引的使用,是有意识地企图重新思考文学作品的形式问题。杨富闵强调,当读者藉由目录索引进入文学叙事的世界,或许会困惑小标与故事之间的关係。这种阅读的困惑却也正是思考文学为何及其可能性的起点,因为目录索引与正文叙事的两个轴线,既可能存在关联,也可能毫不相干。杨富闵把《故事书》形容为网路的资料懒人包,可以不断摊开、重新整合,进而再次展开。面对叙事轴线层层交错的《故事书》,读者唯有透过实际的阅读经验,才能发展出近乎无限的策略,以检索这本文学资料库。

说故事与听故事的语言问题

《故事书》不只挑战读者对于文学阅读可能性的想像与实践,也搁置作者一直以来被赋予的神圣意义。杨富闵坦言,透过《故事书》的製作历程,他其实更像是一位谦虚的读者,仔细检讨过去参与的文学创作与改编工程,除了专栏写作之外,也涵盖《花甲男孩》的影视出版以及《书店本事》(2016)里关于独立书店的踏查写作等等。杨富闵发现,这些文化领域的创作重点其实并不在于反映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而是从多个面向出发,不断摸索「说故事」与「听故事」的方式。以独立书店的展示为例,杨富闵便指出,这是当代关于文学想像可能性最为直接的体现,也让他体会了文学在目前环境所经历的巨大变动与创新实践,甚至也成为往后文学书写的关怀。藉由检视上述广义的文艺书写,杨富闵成为了自己系列作品的读者。而这种身分位置的转移才让他意识到,其实是浸淫在书写本身的长期经验,带领了自己在文学未来的前沿地带,不断翻新与实验。

文字与照片的媒介转译

作为一本文学创作,《故事书》的书写实验也体现在其中日常生活照片如何翻译为文学叙事的过程。杨富闵解释:「《故事书》的照片就像是我的创作灵感集散地。有些照片是文章提到的材料。在书中呈现这些照片与文字,其实是希望读者能够观察或是思考这些素材如何『长成』文学的叙事。这幺做是否成功,我并不知道。但是,这是我与文章相遇的那一刻,而我想把它记录下来。像是〈大内杨先生十二位〉的红色小纸,当初就给了我创作的形式,其中出现的人物也贯穿了《故事书》。」又好比〈山路中:儿子视角与行车叙事〉书写杨富闵让父亲以机车载着环走山路的经验,并且搭配了山路照片。杨富闵并不把重点放在文字与照片之间的和谐对应关係,而是希望探索呈现移动速度的更多形式。换句话说,文字与图片的搭配,并不是企图产生纪实效果的编辑策略,而是希望读者从照片如何转化为文字,进一步理解与想像文学创作与阅读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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